【分享】全国著名诗人王小妮任教海大写出我们身边的故事《上课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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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上花开又十年 王小妮谈上课记

王小妮

王小妮和舒婷

    195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。1987年定居深圳。作品除诗歌外，涉及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。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“世界诗人节”。2001年夏受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。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《星星诗刊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诗歌月刊》联合颁发的“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”。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。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。
    她曾经是当代诗歌史上朦胧诗的中坚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，在深圳文学史上，她是以纯文学写作出现的自由撰稿人之一，她是那个年代有较高的写作天分和强烈的独立意识的作家代表。现在，她在海南大学执教，过着平静充实的生活。2009年，她写下了谦逊、清澈而不失锐利的《二○○八上课记》，获得《人民文学》散文奖。
    她，就是王小妮。她不仅是那一代诗人中少数还在坚持诗歌写作的女性，她还在诗歌之外写作了大量优秀的随笔、小说。她的写作，既是对人生的深刻审视，也是对生存梦想的诗性肯定，具有沉郁的理想主义光泽。20多年来，她笔耕不辍，成为波澜壮阔的朦胧诗运动留存下来的唯一硕果。她仿如一株开花的树，每段路都光华四溢。
    对于多数人来说，人生就是选择一系列的角色来表演。针对不同的观众，选择不同的戏份。有些是演员和观众都异常投入动情，有些是演员对自己的戏并非深信不疑，观众自然也出戏。但也有些人会将生命的每个20%戏分都做得尽善尽美，也就离真理近好多，也就得到掌声愈多。
    王小妮算是后一种人。做妻子，做母亲，做诗人，到现在做老师，她都做得尽力尽心，并且成绩上佳。她不追求顿悟式的大智慧，也不推崇“格物致知”和“微言大义”，她只是遵循内心，不傲慢地完善自己的人生。
    大学时代，王小妮一写诗就赢得了广泛的关注。她的诗歌一方面敢于“取消”大众对于意义的追问，一方面又将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光影、细节及不应被忽略的现实呈现出来。1980年，她与徐敬亚前往北京参加《诗刊》组织的青春诗会，成就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携手远行。1985年1月，在落满白雪的长春街头，王小妮送别去南方深圳的丈夫徐敬亚。“我们气喘吁吁。在火车站超过所有拿沉重行李的人、哭涕告别的人。我们几乎两手空空。两个人之间没说话。离开的念头，比冰块和石头都坚定。我要送他走。他把手套递给我，他好像说，今后再也不用手套这东西了……没有一个妻子是这样送丈夫的。”
    两年后，王小妮带着儿子南迁深圳。在这个南方现代都市，他们低调地生存、生活，鲜与外界往来。以“宏大史诗”为写作格调的徐敬亚放下笔杆，自称自39岁便已“退休”。而王小妮却在逆境中保持了中国作家最松弛的心态，在深圳度过的1993-2004年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期。这10多年中，她写了约800万字，出版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各类体裁20多部专著。被誉为“中国极少数越写越好的作家之一”。
    董桥当年写“中年是一杯下午茶”，全文最好不过“人已彻骨，天尚含糊”这八字，余者只是文章了。
    王小妮将这意境演绎出迥然之意。
    2005年的4月，徐敬亚、王小妮被海南大学文学院诗学中心聘为教授。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春风化雨教书育人——启蒙和去昧。
    纳博科夫曾经极为煽情地写道“我愿意把我最后一滴眼泪，最后一个白血球都献给你。”他的学生如是回应他：“他是我们的肾上腺素。”
    王小妮没有纳翁的好运气。尽管她的《上课记》系列“以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挚的人文关切，辨析和铭记命运的低语、人心的呢喃。”尽管她着力用心地将“那些‘90后’的片段人生，在她百感交集的书写中，承载着时代的巨大重量。”
    她班上的那些家境贫寒的乡下学生，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一个全国著名的诗人并为此格外珍惜。在他们眼里，王小妮就是一个温和的、体恤他们的慈母一样的老师而已。
    对自己的教师生涯，王小妮表达的理性、热忱之心拳拳可见。她非常有心地将我们提问中的关键词特意地提点了出来。
    关于沟通交流
    记者：您在大学任教的方式，似乎是在做一种沟通的尝试，虽然困难重重，但经过这几年，在与学生成功交流这个问题上您是不是更有信心了？或者说，谈不上什么信心？
    王小妮：不敢说与学生交流成功，只是试图做一点努力。我特别在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。一个人真正能做的太微弱渺小了，明知是螳臂挡车，也要挡一下，所以，谈不上什么信心。
    关于真理
    记者：您很喜欢问学生是否相信真理的存在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问题，而我觉得对这种问题的答案有时候反映出资源的不平等。正如有些被调剂到影视专业的学生可能还分不清电视和电影呢。但是，教育的一个原则是一视同仁。能不能谈谈您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？
    王小妮：我们的教育由古至今，由幼儿到成人，都紧盯着“实用”，今天尤其明显。大学不能只是个技能培训所，总要有非功利的形而上的提领，而且不应是单向的，只由老师发出的提领，它必然是双向的。
    教育的目的不只是让被教育者能活着，还有责任让他们活得好。很多孩子用所有时间考虑课程和前程，进了大学瞄着就业赚钱，其他的都与己无关，对形而上的思考缺少内心驱动力。
    关于从众心理
    记者：印象中《上课记》里有几个地方让人感觉到当代大学生还是存在很严重的从众心理的，这一点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？
    王小妮：我们这个民族的从众心理尤其重。教育不仅不支持和推进反省，反而反复灌输叠加这集体无意识，不断淹没每个个体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和我的学生境遇相同，作为过来者我再三提醒他们：你自己在哪儿？
    关于作弊问题
    记者：您在《上课记》中，说到您对作弊的态度和学生们对作弊的态度，一开始似乎是水火不容的，不过能感觉到您后来渐渐软化了，但还是坚持底线。
    王小妮：我不觉得我在现实中对作弊问题的态度软化了，过去，我多是责怪作弊者，现在却有所改变，更多思考的是，对现实中那么严重而广泛的作弊，最该承担责任的应该是谁？显然，这些孩子是这一链条的最弱者和最末端。
    关于贫困学生
    记者：《上课记》给读者的印象是，您在学生中尤为关注那些来自农村的和经济上有困难的孩子，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关心，还是因为他们更能引起您的兴趣？
    王小妮：贫困学生更无助，特别是来自乡村的。有一次在下课的路上，我提醒几个走在大路中间的新生：快走人行道，车辆太多，不安全。他们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反问：哪里是人行道？这难道不是5岁孩子就该掌握的常识吗。通过了严酷的高考却不知道人行道，他们从乡下进了城，诚惶诚恐，往往更焦虑、胆怯、急迫和脆弱。我认为，今天缺少的不是精英，而是更多的普通的好人。
    关于写作课
    记者：能否结合您的经验谈谈，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教授的？
    王小妮：狭义的写作是不可教授的。但这种所谓的写作课讲好了，或许能开阔心智，打通想像的空间。
    关于《上课记》的目的
    记者：记录下并出版在海南大学上课的点点滴滴，您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文学的想法，还是教育的想法？
    王小妮：2005年，我第一次上课什么也没写，一个学期下来，有很多感触。第二年才零零星星地有所记录。四篇“上课记”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体例不同，没经过后期整理，我准备保持它的原生态。写《上课记》不是文学的概念，更多的是记录本身，更直接的来源于我曾经是个学生家长，连孩子穿错了校服都要被学校找过去责问。我深感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”，大约这是我会认真对待每个学生的原本心态。
    关于2010年上课记
    记者：有没有出版商和您接洽，或者说您有没有计划将《上课记》结集出版？
    王小妮：2010年上课记还会写。在真正上课之前，心里没主题没目标，空白着，等待最新鲜和最本真的原始记录。
    目前已经完成的文字还不够一本书，何况和这些年轻的生命比，成不成书都是小事情。

《上课记》连接：王小妮：二○○八上课记 http://vip.book.sina.com.cn/book/chapter_132160_84060.html
举 手——《2009年上课记》之一http://www.chinawriter.com.cn/bk/2010-04-02/42857.html
点名与作弊——《2009年上课记》之一 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43258